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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子16年60岁母亲决定整容只为儿子能认出自己

时间:2019-09-10

  6月10日傍晚,和李艳霞走在街上,在敦煌标志性的飞天建筑前,她得拍几张,走在步行街上,也要照相,和小外孙要照相,和女儿照,最后和我也得照几张。照完了,朋友圈、微博、今日头条,照片传上去,一个都没落下。 2018年,有志愿者提供消息,羊坊店市场有个像金宁的流浪汉,李艳霞跑过去看,哪里都像,只是鼻子比金宁尖。李艳霞能清楚辨认出金宁的脸,他的左边眉毛有一道小疤痕,鼻子是蒜头鼻,下巴圆圆的,随她。曾经,有个救助站的站长说有个流浪汉“百分之一千”就是金宁,“我做过法医,看人特别准”,李艳霞跑去看了,不是,全天下只有她了解金宁。 去年,外孙出生,鼻子眼睛都像金宁,比金宁还要胖点。李艳霞看着他高兴,把金宁唱歌的录音带放给他听。今年新拍的全家福,小外孙笑得欢,李艳霞也变年轻了,好像一切都回到了45岁。 李艳霞低着头,按照节目设计,最后环节“希望之门”,由亲人穿过长长的通道走到门前,按下开门按钮,如果孩子找到了,会从门里走出来。上场前,导演提醒李艳霞:“别激动,我们以前好几个心脏不好的直接昏过去了。”李艳霞想着,这是找着了。 靠音乐养活自己几乎不切实际,流浪歌手们大都得再找一份工作。任彬发现,想去三里屯的酒吧做服务员都要求会说英语。最后,他找了份工人的活,一个月300块钱,不包吃住。加上晚上卖场挣的钱,只勉强够维持生存,最困窘的时候,买不起一包方便面。 金宁语气轻松,好像一切都在往好处发展,“我一定要给你们个惊喜,我要去三里屯发展,以后上中央三台唱歌。” 金宁的房间里的桌子,陈设一直没有变过,整容手术后,李艳霞把自己的写真摆在了桌子上。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 摄 宁宁,妈妈脸上已经没有皱纹了,跟十六年前送你到车站时的模样差不多了,这样我们见面的时候,你一定会一眼就认出妈妈来了吧。今年来北京,妈妈遇见了太多好心人了,他们都在帮着我寻找你,也积极的开导我,让我不要因为找你而放弃了自己的生活,妈妈是不会放弃寻找你的,这辈子都不会放弃的,但妈妈也会积极、乐观的活出自己,妈妈今天唱了一首《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》,等你回来,妈妈再唱给你听。 上一次站在台上面对这么多人是在2016年,李艳霞带着女儿金鑫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一档寻人节目——《等着我》,节目网站显示,这档节目已经帮助了12289个家庭找回亲人。 整容医生郭树忠记得去年11月第一次见到李艳霞的样子,她看起来比年龄老太多了,皮肤松弛、眼眶凹陷、泪沟明显,法令纹深到像一道疤。整个人也憔悴,穿着破旧的衣服,头发没梳,“像半个流浪汉”。又总佝偻着背,说话也小心翼翼的,像做错了事一样。 父亲金振斌工作忙,白天上课、晚上备课,李艳霞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,被琐碎的家务缠得脱不了身。金鑫童年最愉快的回忆是全家人在过年出去吃火锅,其余的时候,四个人经常凑不齐。 2018年,春天乐团的主唱任彬也加入志愿者群。他记得李艳霞聊天时热情、客气,只要别聊到孩子。 在鼓楼找儿子的时候,她遇到过两个流浪歌手,20多岁,头上包着纱巾、穿得挺洋气。他们告诉李艳霞,他们靠唱歌挣钱。但是,大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,没人听他们的歌。“为什么不回家?回家肯定能找着工作。”李艳霞劝他们。“不好意思回去了!”他们说。 按照世俗定义,任彬混的不算成功,来北京10年才组起了乐队。到现在,他靠做音乐培训老师维持生计,乐队的贝司手是酒吧歌手,鼓手在家里带孩子,吉他手成了后期制作人,键盘手是个宅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,专辑录歌的日子总凑不齐,一张专辑花了5年时间,在音乐网站上,每一首歌的评论数都是0。今年过年回家,妈妈还劝他,“别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可对他来说,放弃音乐太难了。 为了等儿子回家,家里的地址、李艳霞的手机号从没换过。每年过年,饭桌留着金宁的座位和筷子。 2018年是金宁37岁生日,在志愿者帮助下,办了生日会,买蛋糕、吹蜡烛、唱生日歌,就好像金宁一直没离开过。儿子没有到场的生日仪式,李艳霞已经坚持了16年。 高中同学李文杰回忆2003年9月最后一次见到金宁,他头发很长,在燥热的夏天穿一身西装,身上发臭。李文杰给了他几件衣服,请他吃了饭,金宁说自己没有路费,还给他拿了二十块钱。 所有人都想出人头地,想从街头唱到大舞台上,可是没几个人像西单女孩那么幸运。李艳霞听在后海唱歌的歌手说,北京有12万流浪歌手,她说,在她接触的流浪歌手里,“85%都不愿意回家。”他们都做着成为汪峰的梦,但“汪峰有几个?” 李艳霞心软了,她带着儿子去买雅马哈电子琴,3680元,用光了积蓄,还找人借了不少。那年10月5日,21岁的金宁背着新买的雅马哈电子琴、一把木吉他,带着妈妈做的骆驼毛毯、敦煌果脯、高中毕业证、亲戚们凑的一千块钱和一张一家人在饭桌前的全家福,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汉译名著已出版700种被誉为“迄今为止人类已经,这一走,就是16年。 退休后,金振斌回了西安老家养身体,李艳霞四处找孩子。2013年,李艳霞给在安徽打工的金鑫打电话,想让她回家“给你哥留道门”。金鑫不愿意,她在安徽生活稳定,男朋友工作体面,对她也好,两个人已经订了婚。连着打了几个电话,父亲金振斌还在电话里哭了。金鑫心软了,和已经订婚的男友分手,回了敦煌,顺了父母的心意,进了石油系统工作,在家里“给我哥留扇门”。 一开始每隔半个月,金宁会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报平安。金宁描述的北京生活里,他和几个爱唱歌的朋友一起住在东城区潮湿的地下室,白天去饭馆洗盘子,“我们演艺圈的都要体验生活”,老板还夸他干活认真;到吃饭的时候,饭店里伙计一起用筷子敲盘子,“又蹦又跳地唱歌”;晚上,他去地下通道唱歌,偶尔在附近的篮球场打球。房东对他也好,2003年,房东提出来地下室通风不好,让他搬到楼上住。 通过公益组织的志愿者,李艳霞辗转联系到了崔健,对方回话,他没有这个侄子。 “决定给她做手术,是希望让她看起来更年轻,通过手术,虽然身上的细胞没有改变,但是能缓解她的焦虑。”接触过上千起整容手术,郭树忠认为,美容手术解决的是心理问题,他希望通过手术,让李艳霞的生活重心从孩子回到自己身上。 底下的人吵起来了,“你找他干啥?你不是打我们流浪人的脸吗!到处喊媒体找人,我们怎么活? 找孩子找久了,李艳霞看谁都像是金宁,去到酒吧街,有店铺门口摆了个吴奇隆的立牌人像,李艳霞扑上去抱着就哭,问女儿金鑫,“鑫鑫,你看这不是你哥吗?”金鑫把她拖走了。 羊坊店的这个流浪汉低着头,那天下着雨,他穿一条破裤子和拖鞋,坐在地上哆嗦。旁边扔了被子和裤子,是卖菜的人可怜送给他的,他也不用。李艳霞看了心疼,卖菜的人告诉她,流浪汉在这里已经五年了。李艳霞掏出口袋里仅剩的十块钱给他。 主持人倪萍邀请一位在场的音乐家评价,对方顿了顿,语速放慢,“他音准是没问题的。”话头一转,委婉地说,“你的儿子说给你一个惊喜,可能这个惊喜对他的到来比较困难,所以他不来见您。” 像很多被电影、诗和音乐吸引的北漂歌手一样,2002年,福州的酒吧驻唱歌手任彬看了电影《北京乐与路》,当即决定去北京追梦。朋友劝他,北京太苦了。任彬把电影看了三遍,冬天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,随身带着吉他、一包CD、几本书和一百多块钱。 找儿子的这十多年,苍老迅速袭击了她。去超市,有以前的同事见到她差点认不出来了,朋友说她看起来像70岁,因为哭得多,眼睛边上爬满皱纹,眼皮耷拉着,嘴角向下拉扯,看起来疲惫、愁苦。她随时从包里掏出来儿子的照片,见人就问,网上有人叫她“寻子祥林嫂”。 2000年高中毕业时,金宁想考音乐学院,以后当个歌手。高考成绩出来,离音乐学院差了200多分,最后,考上江汉石油学院(现长江大学)。两年后回家,金宁变了一副打扮,留起长发,穿黑色T恤,戴十字架项链,身上链子咣当响,金振斌觉得“像个二流子”。金宁告诉李艳霞,他退学了,现在去了北京,住在一个月300块钱的地下室,在地下通道唱歌。 李艳霞也生气。但金宁把她从房间里叫出来,端了杯白开水,“妈,我太喜欢音乐了。” 这些成了李艳霞最快乐的回忆。她儿女双全,夫妻两个属于双职工,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。两个孩子表现得从来不让她操心,每天晚上回到家会主动写作业,从不打架、早恋、惹是生非,懂得节俭,去开家长会,老师说你孩子太乖了!儿子金宁离开后,李艳霞反思,她对儿女关心太少了,当初以为的懂事可能反倒成了他们疏离的迹象,孩子把事情藏心里了。 金宁失踪10年后,按照规定被撤销户口,当初的报案也已失效。2018年底,经媒体报道引发关注后,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将这起失踪案重新立案,重新记录,并为金宁父母做了DNA检测。 为了找孩子,李艳霞独自跑了全国30多个城市,像没头苍蝇到处乱撞。为了省钱,她随身背一个牛仔双肩包,装着牙刷、水杯和薄被子,住桥洞、睡大街,和流浪汉挤在一起。她印了一千多张照片,背后是手写的寻人启事和电话号码,往外发出去,打过来的大多是骗子。有人张口就说自己就是金宁,生病了、车祸了、没钱买车票了找她要钱;有人告诉她,福建有座山里有块大石头,人躺上去睡一觉做个梦,特别灵;有自称网站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,只要交了钱能把寻子信息登上网站,准能找着。 金振斌生气,正赶上石油系统招人,学徒工一个月也有1800块钱,金宁说,“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去,”他喜欢北京,“人又多,干什么工作都有,怎么都能挣钱。” 为了寻找金宁,任彬把十多年没联系的朋友都渐次找到了,没有线索;三里屯的酒吧街每年都去,一无所获;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里,金宁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流浪歌手们互相打听,在地铁的、在天桥的、在地下通道的,照片发在微信群里,没有一个人想起他来。 这通2003年6月的电话成了金宁最后的消息。但在当时,没有人觉察到异常,李艳霞用“大大咧咧”解释一切,她没有金宁在北京的住址、不认识他的朋友、没听过他打工的饭店,出了单位的院子,她不知道金宁和谁在一起玩。除此以外,QQ、贴吧,一切可能的线索都断了。 2009年,李艳霞学会了上网发帖子,因为拼音学得不好,一篇几百字的帖子得写三四个小时,经常要发到半夜。她记得金宁说过自己的QQ叫“酒精宁宁”。在网上到处搜索,还真找到了一个叫“酒精宁宁”的QQ账户,头像是一只兔子,年龄和金宁也对得上。 郭树忠劝她,也许金宁现在在外面过得很好,“你不一定非要天天忙着找孩子,把自己生活得好一点,还有外孙、有老伴、有女儿女婿。 李艳霞61岁了,皱纹总在提醒她这件事。45岁那年,儿子金宁踏上了北漂的列车,从此失踪。李艳霞的生活崩塌了,在那以前,她工作稳定,有一对儿女和勤恳踏实的丈夫,现在,只剩下了找到儿子这件事。 郭树忠还发现,李艳霞对什么话题都提不起兴趣来,满脑子都是找孩子,说上几句线岁的儿子金宁从学校退学,坚持要去北京追逐音乐梦想,隔年失去联系。 金宁上学时去北京参加夏令营的照片,这件红色运动服李艳霞至今仍保留着。受访者供图 最近两年,一批热心网友聚集起来帮助李艳霞。“爱心接力群:金宁回家”群聊里,有三分之一是流浪歌手,他们现在的身份包括琴行老板、音乐培训老师和打工者。 金鑫搀扶着妈妈,沿着长长通道,她催李艳霞走快点,巴不得早点见到大门后的哥哥。母女俩手叠在一起按下按钮,门打开,光从缝隙透进来,金宁没有出现。 她相信那就是金宁。兔子头像从来没亮过,想孩子的时候,李艳霞就去给那个账户留言,一遍遍劝他回来。 过年,北京的外地人走空了,他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弹琴唱歌,出去逛庙会打发时间。到北京后,任彬6年没回家。身边的朋友们有一半都不回家,聚在一起,还会相互比较没回家的年数,“那个时代好像就有这种风气,你说你几年没回去,他说我比你好,多两年,觉得越长没回家越独立。” 郭树忠心想,他见过找孩子3年的、5年的,李艳霞找了16年,各种渠道都用了,他觉得找到孩子的可能性非常小,但是,“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帮帮她。” 流浪歌手告诉她,大城市,人多的地方,旅游景点。李艳霞就往丽江跑、往成都跑、往海南跑,跑了30多个城市。有人说几天前在宽窄巷子看见过像金宁的流浪歌手,李艳霞马上跑去,保安听说了,连着帮她看了4天的监控,去丽江古镇,一条酒吧街走过去,刚走进酒吧大门,歌手告诉她,“阿姨,我们整个丽江的歌手都知道了!你放心,我们都给你在微信上转发。” 李艳霞带着一首《大约在冬季》的录音带去了节目现场,那是金宁唱的。离开前,金宁告诉李艳霞,他一定要混出头来,去中央电视台唱歌。李艳霞把他的歌带来了。 李艳霞在贴吧里发帖子,有人回复她,“阿姨你放心,我们流浪歌手四海为家,活得好好的,你不用找了。” 儿子丢了以后,金振斌变得自闭,不愿意看别人结婚、生孩子的热闹场面,遇上跳广场舞的都要躲着走。发展到后来,整天关在房间里不愿意出门。 金鑫记得,小时候是哥哥接送她上幼儿园,给她辅导作业,还要照顾她吃饭,两个人差七岁,哥哥像父亲一样照顾她长大。关于童年,金鑫能想起来的都和哥哥有关,两个人在房间里把被子摞高,从一个房间疯跑到另一个房间;在院子里用板凳搭房子;哥哥不愿意带她出去玩,她抱着大腿不让哥哥走。 这是个严父慈母型家庭,父亲金振斌是过苦日子长大的,1岁丧母,5岁丧父,“跟着他叔挨打受气”,半夜被叫起床磨面是常有的事。女儿金鑫觉得,父亲从小没有得到爱,“对家庭、对小孩都有点冷漠。” 金鑫听说,有十几万人报名想上节目,节目组联系到她的时候,她激动坏了,告诉爸爸妈妈“我哥找到了!”她以为只有亲人找到了的才会被邀请上节目。 父亲对两兄妹严厉,他是学校里的老师,回到家也像老师一样,吃饭的时候要给他们讲课文。金鑫最怕父亲问她,“我考考你,昨天给你讲最长的河是哪条河?” 李艳霞在志愿者的陪伴下,去胡同里打听儿子的线索。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 摄 聊到找孩子,李艳霞马上就哭了。任彬给李艳霞分析金宁可能去的地方,琴行、酒吧、过街天桥、地下通道、地铁口,除此以外,还有地下室、饭馆和工地。他给李艳霞讲自己北漂的经历,李艳霞想起来金宁,又哭了。 “宁宁,妈妈脸上已经没有皱纹了,跟十六年前送你到车站时的模样差不多了,这样我们见面的时候,你一定会一眼就认出妈妈来了吧。” 每天,医院的医生、护士轮流去找李艳霞聊天,外面来的志愿者、流浪歌手,还有看了新闻要来帮助的人,李艳霞的病房永远是最热闹的,桌子上永远有花和水果,有流浪歌手来唱歌。 到北京,任彬才发现,流浪歌手太多了。2002年,想去地下通道唱歌得排队,尤其是西单、公主坟、前门这样人流量大的地方,晚上7点到8点是一拨,8点到9点是一拨,一直持续到12点,有很多拨人来争夺地盘,有时候甚至要打架。 像是和自己和解,李艳霞决定不找了,她把微博头像从金宁抱着吉他的照片换成了自己的写真照。现在,电视也上过的,报纸也上过了,网上那么多志愿者在帮助她。她想回归家庭生活。 最初李艳霞要整容,金鑫不同意,人得服老,更何况,整容多疼啊!恢复期的时候,母女俩经常视频聊天,看妈妈“脸肿得像猪头”,她心疼。但是,李艳霞是真的高兴。在日记里,李艳霞写:我真的觉得自己变年轻了,不仅仅是脸,我觉得我恢复了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,我要和老伴一起去唱秦腔,我要学习做更多好吃的美味佳肴。 直到2018年,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李文杰,李艳霞才知道金宁曾经在北京过得这么难。她和丈夫金振斌从儿子留下的信息里找线索,发现最后联系的电话是宝钞胡同的公共电话,电话亭已经换到了第五位承包商……李艳霞想起来,金宁提到过他有一群做音乐的朋友,“崔健的侄子和我玩得可好了。” 李艳霞变得话多了起来,主动谈论要和老伴过晚年,要照顾小外孙,甚至提出要去旅游。 李艳霞还到处发找孩子的帖子,有网友给她留言:“我也失联了很多年了,亲人在找我我也知道,但是我不会回去了,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……就让他们以为我已不在了吧。” 李艳霞想,这是宁宁吗?她回复“宁宁”:“回家吧,孩子……你很多年不跟家里联系,你知道父母亲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吗?…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金宁,不管你在外头发生过什么,遇到过什么,妈妈爸爸都不会在乎……回来吧!回来吧。” 儿子金宁失踪以后,李艳霞将他的房间原样保持着,儿子穿过的红色运动服、桌子上夹的卡片、离开那天的日历和火车票,统统都被妥善保管着。 这些年,因为寻找金宁,李艳霞几乎错过了家庭生活。2006年,妹妹金鑫高考,父亲工作忙,母亲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外面找哥哥,每天,她自己煮面吃。班里按学习成绩排座位,考得越好坐得越靠前,金鑫从第一排一直挪到最后几排,家里没人管她,每天晚上都能看电视。 网上也有人留言劝她,“宁愿躲着都不想见父母,又何必执着一定要找出来。”李艳霞看见了,停顿了一会,用手写输入法回复,“谢谢你的关心。” 他拿了钱也不吭声,紧紧攥住,李艳霞问他,“你想不想家?”流浪汉低头哭了,眼泪掉在十块钱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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